Mercury

时隔三个星期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妄图模仿雷蒙德·卡佛是一次失败的写作体验。严格地说，当我扬言要完成某种东西时，我不是在构造一根绳子好让我能更轻易地向上攀爬，我更多地是在幻想未来的某种可能性——我能熟练运用自达达主义以降的各种写作技巧完成创作的可能性——又称做白日梦。

第一个星期，泡完一杯咖啡后，大白天躺在床上，幻想自己是当代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完成煌煌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在剩下的光阴里亟待创作一些较之完全不一样的短章，用以生命最后阶段的缓冲，不至于溺死在前者巨大的、黏滞的网络中，只有在那些破碎支离的句读中，生活才能顺利跳脱。喝完咖啡后，小说梗概出现在杯底：“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就如何选择剥鸡蛋的最优方法发生了分歧。”

第二个星期，仍旧延续床上写作的姿势，不过这次时间选在凌晨两点，在一片黑暗中我看不清东西，这样好让我产生等同于视力退化的效果——聪明的你兴许已经猜到，我变成了乔伊斯——手机屏幕的一点亮光，就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然后脑子开始像一台相机一样播放照片，女人的头发和男人的脸，女人的嘴唇和男人的目光，以及女人的站姿和男人的衣服，以一种断片的、无逻辑的、非连续的方式串接。（将人物抽离后，我出其不意地想象到了德里克·贾曼拍摄《蓝》时的灵感，意图将《2001太空漫游》那长达十分钟的奇幻漫溯无限拉长，配上《尤利西斯》没有标点符号的最后一章的念白，从此我被影坛冠以库布里克接班人的称号。）

第三个星期，女人跟男人开始海明威式的对话，那些句子像水下的金鱼吐出的泡泡那样不停地冒出，在对话的不断推进中，有时扦格抵触喀嚓作响，有时却是顾左右而言他的答非所问。我给他们贴上标签：女人是话唠，男人是酒鬼。“哦，”你说，“这简直是海明威标配。”在正式开始动笔之际，最先成形的竟然是结尾——“对了，还有一件事。”她说。——你以为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你翻到第二页却只看到一片空白，你开始怀疑这本你从盗版书市场随便买的一本类似故事会的书是不是错印漏印了，然后你短暂地抓狂，最后你把这本书扔了，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样的小说，连盗版的都卖不出去。

如此信心满满，直到我以一种可疑的连缀方式将三个星期写成一篇小说时，我才明白这是一次失败的写作体验。我觉得它甚至比之前写的几篇要好，但它失败了，因为一开始它的标杆是卡佛，而结果很不卡佛（除了将所有长句打碎，并将所有标点尽量替换成句号这一表象仍与之有些相似外）。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卡佛模仿写作大赛，参加那玩意儿的随便哪一个人——我是说，一个打字员、摄影师，或是医生、邮差，甚至是清洁工和工人，无论是谁，都比我更卡佛（事实上，前面所述的这些职业，也是卡佛小说中常见的主角）。

自从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以来，我就几乎完全抛弃了过去创作时作为信条被反复告知因而局限自己的二十世纪以前那套陈旧的维多利亚文学范畴内的小说概念——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环境描写，来反应社会生活——《天使在美国》里说：“哦，二十世纪，亲爱的，这世界陈旧至极。”二十世纪以前莫不如是。它们走进了庸俗的绝路，绝大部分成为旧时代旧思想旧道德，唯有少数才能被称为经典。况且在这套陈规旧律中摸爬滚打，你还能写得出《伊利亚特》和《红楼梦》吗？还能成为下一个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读者朋友，如果你看过我在这烦恼的三个星期之前写的几篇小说，我打算询问你有没有发现：在《绑架》里，我偷偷运用恰克·帕拉尼克的超现实黑色幽默，关于空间几何学元素的浅尝辄止仿佛还透着伊恩·麦克尤恩对于幽深密闭恐惧的逃离欲望；在《死于贡马镇》里，我拙劣地把若泽·萨拉马戈的魔幻现实主义揉进中国乡土，辅以加缪异乡人的冷漠与理查德·耶茨的抑郁笔调；在《搭讪指南》里，我甚至沾沾自喜地错以为自己俨然就是在拍摄《银翼杀手》的雷德利·斯科特，塑料质感的后赛博朋克元素，表达对如同宗教仪式感的设定的反抗，窥见信仰沦陷与权威崩溃、怀疑主义盛行、一切都可以拿来消解的时代缩影——只是遗憾没有加入那绵绵不断的雨水，我真是爱死那些永远也下不完的雨水了。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在创作过程中学习尝试各种技法，赫尔曼·黑塞的人格分裂技法，奥尔罕·帕慕克的视点人物技法，索尔·贝娄的晚期话唠技法，菲利普·罗斯的俄罗斯套娃技法和其他技法。（同时我会给你一个忠告：请不要因为这段文字而试图回过头去再看我写的那几篇小说并从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你冷笑一声，在脑子里或者嘴上对我开始认真的嘲讽，觉得我真是太高看自己，用那些练笔的拙作高攀前人忝列门墙，可以说是极其不要脸的无耻行径。我希望你这样，更贴切来说，我叙述的语气和行文的风格，正刻意诱导你发生这种行为。因为作为那些业已作古或行将就木的文学家们的拥趸，我在试图寻找能与他们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在这种无耻的攀附中，除了文本本身，他们的文字才能以评论之外的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当你对我展开批判的同时，我想你更接近他们了。诚然它们难以达到对应作家的作品标准，但打从一开始那就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只是尝试把他们的笔法当作某种纯粹出于提高趣味性的附加装饰而非骨架。出于前者的写作体验常常是畅快且充实的，后者则等同于过程的痛苦与结果的失败。

如果命运待我足够优渥，能给予我实现白日梦想的可能，我必定会毕生致力于构筑某种精妙的建筑，一座纸上王国，足以媲美卡夫卡的城堡，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及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在这座王国里，人类、动植物和谐相处，音符与文字是通行全国的基本流通货币，布满整座王国的玻璃镜子都能通向另一个宇宙——除了你所熟知的平行宇宙，还有相交宇宙，对称宇宙，甚至还有卷积宇宙。但我明白我大概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家，我可能更适合做一份简单的工作，比如一个碎纸工人，可以有幸效仿赫拉巴尔，在狭促逼仄的地下王国里，同庄子和耶稣相爱而后告别，再把他们塞进碎纸机集中营——那冷血无情的生着锈斑的工业时代大机器。

当然，我也后悔曾在某些场合不情愿地透露我的宏大野心：成为一名科幻小说家。是的，作为一种在内容上走在最前端的未来问题小说体裁，科幻小说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藩篱而得以光明正大地谈论人性的更多可能性。然而很奇怪的一点是，并非年代越新的科幻小说越好，在我心里最优秀的菲利普·迪克早已死去了三十多年，科技飞速发展的三十多年。担心普世价值不足以彪炳千古而被时代洪流无情吞没？没关系，只要你足够优秀，你甚至可以走在未来人的前面。你开始了解到这个事实，成为一个倍受主流文学歧视的科幻小说家的宏大野心并不比构筑一座神迹建筑要来得简单。

现在我告诉你，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小说写出来而已，至于（本就寥寥无几的）读者的感受——比如“好看”，“很喜欢”，更多的是“没劲儿”，“看不懂”，“装”，“矫揉造作”，“垃圾”等等——几乎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为了写作不畅销小说而写作。所以，自诩为信息时代的新后现代主义（既然现代主义之后各种流派更迭丛生相互渗透难以全然分开，那么每一个新的流派都可以在现代主义前加上不计其数的“新”与“后”的前缀，反正谁又真正分得清呢？）的我不清楚那对中产阶级夫妇关于剥鸡蛋的分歧是否解决以及如若解决则是以何种方式解决的，那不是我——也不可能是卡佛——应该关心的事情。

201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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